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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一堂,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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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一堂,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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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郑成宏高莹实习记者黄亚楠)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多民族史诗传统的赓续和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承办的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于5月24日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朝克主持。

  高原的盛夏带来的热情与惬意,正如夏都这个亲切名称一样,使人们总能在七月的西宁分享到她名副其实的清爽。

尹虎彬

  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诗、芬兰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等都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因而每一个民族的史诗传统,不仅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黑格尔语)。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型类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皆为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列。

  7月17日上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宁隆重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在论坛上激情洋溢地说:7月的青海,天气凉爽,山川秀美,在这美丽的高原古城西宁,我们相聚一堂,共论格萨尔与世界史诗'.

  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中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重视史诗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重视史诗传统的内部结构研究。三十年来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口头传统史诗,学术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场合述及三大史诗,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发扬伟大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进一步做好三大史诗传承发展工作和推进学术研究的根本遵循。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指出,党和国家长期关心和支持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大史诗的重视和肯定,首先与上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大史诗的关怀与支持是一脉相承的。其次,也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的发展路径。李培林认为,三大史诗震撼人心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跨省区、跨民族、跨国界传播的宏伟格局;三大史诗震撼人心的伟大之处还在于结合口头与书面形式的活态传承体系;三大史诗震撼人心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恢弘的内容与结构。

  此次论坛,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波黑、亚美尼亚和马里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襄盛举,研讨史诗学术,这对推进中国史诗学的学科发展,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的理解、对话与交流,乃至对于倡导文化多样性,都有十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培林在讲话中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三大史诗的抢救、保护及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人才队伍建设、资料建设、理论建设、研究基地建设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成为驰名中外的三大史诗研究重镇和学术中心。基于此,李培林提出六点建议,一是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三大史诗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保护计划,加大三大史诗流传地区文化生态的保护,推动三大史诗的整体保护与传承;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推动三大史诗的代际传承;三是夯实三大史诗资料基础,创新和提升史诗理论,推动新理论、新学说的诞生;四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学者、文化工作者以及传承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增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五是积极推动《江格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工作。希望看到《江格尔》也能名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世界上其他的伟大史诗传统交相辉映;六是树立文化自信,增强三大史诗文化凝聚力,把三大史诗工程做为民族文化工程、民族团结工程、民心工程,对全社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武寅介绍说,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从中国的北方到西南,分布着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和数量可观的其他史诗传统,它们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民族。在中国的南方,学界还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类叙事,它们分属于几十个南方少数民族。这些从南到北广泛分布的史诗,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这些口头史诗,不仅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们多有论述。

  李培林强调,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征程,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把三大史诗工程做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立新功!

  武寅说,中国的史诗研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系统的中国史诗学研究。稍后,逐步形成了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和文化自觉,并在最近10多年来,加强了与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并注重参与国际对话、借鉴国际同行经验。今天的中国史诗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既有丰富田野经验、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以多种文字出版的史诗文本,涌现出一批有见地、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渐次形成了带有一定学派特点的中国史诗学体系。

  一、 国内外史诗研究的学术背景

  在通报:我国三大史诗保护工作情况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不仅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国际史诗研究的现状、国内各民族史诗的分布现状,同时汇报了有关三大史诗保护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相应成果。

  武寅说,青海的史诗蕴藏量十分丰富,近一半的人口都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表现形式对于丰富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与史诗相关的理论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朝戈金研究员谈到,中国各民族史诗,按传承和流布的地域、历史民族地理区和经济文化类群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民族主要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民族的史诗则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这些本土史诗类型的历史累层和广泛流布,一同构合为北方英雄史诗带和南方民族史诗群;同时又因相关族群叙事传统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的不同,被学者形象地称誉为雪域史诗、草原史诗和山地史诗,堪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和印度的森林史诗一道并肩而立,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相映成辉的人类文明盛景。因此,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传统,大都以气韵生动的口头演述和极具生命情态的表现形式,长久地承载着相关族群的历史源流、人文传统、文化认同和生活世界,一直被人们珍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宝典。从歌手到听众,从语言传统到口头演述,从传承轨范到传播形态,从文本到语境,各民族史诗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及其卓尔不群的诗性智慧,也印证了中国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的创造力。朝戈金认为,以格萨(斯)尔、江格尔及玛纳斯为代表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元素之一,同时也是接轨国际,体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从传承、保护的角度出发,各民族史诗在当代社会的复兴与发展,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三大史诗重要性的落实,也是各族人民站在国际舞台表现自我的能动性发挥。总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的传承,更是维系人类文化多样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据了解,格萨尔史诗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藏语称为岭仲。史诗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一生的神圣功业,以独特的串珠结构,将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口头文学,融汇为气势恢宏、内涵丰富超级故事,经过一代代说唱艺人的不断创编和广泛传唱,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史诗演述传统;玛纳斯史诗是《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伊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和《奇格台》八部叙事史诗的总称。史诗以一代英豪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主线,展示了柯尔克孜人民为保卫家园、抗击外来侵略者和追寻生活理想的历史遭际,歌颂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洋溢着崇高的英雄主义格调;江格尔史诗核心内容是圣主江格尔和他的六千零一十二位勇士如何英勇地保卫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形形色色凶残的敌人进行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就史诗特定的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而言,江格尔被称为史诗集群。因为史诗故事大都围绕着婚姻和征战这两个最基本的蒙古史诗主题来展开,形成许多在内容上相互联系、在情节上彼此独立的诗章。每一个诗章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史诗系统的一个有机部分。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我国史诗研究起步很晚,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进入19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口传史诗内部结构研究。以往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把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样式进行一般性的文本分析,以一般文艺学和美学的方法探讨史诗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特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此外,此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建设项目组的年度重大计划之一,共有一百余名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包括来自三大史诗的代表性传承人、史诗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平行学科专家学者代表、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保护传承基地合作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三大史诗田野研究基地合作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业务主管部门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保护主管部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民族文学研究所信息化建设合作方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北京中研网的数据库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十五”期间本所史诗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格斯尔全书》。《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课题组于2000年启动,2001年完成的。桑珠老人在1979年就被邀请到西藏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格萨尔》的说唱和整理工作。藏族艺人桑珠被称为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语言大师”,他能够唱颂六十五部,达两千多万字。按照藏族的说法,桑珠属于“托梦艺人”,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做梦学会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桑珠的说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在长期的流浪说唱中,不断吸收各地的谚语、歌谣,使他的说唱语言极为丰富,且赞词联翩,成为说唱艺人中使用赞词最多的艺人。西藏共搜集《格萨尔》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约有100部,现已正式出版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达300万册,使这一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同时还出版了20余部汉译本,并有若干种英、日、法文出版。《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贡献、艺人说唱的形式、艺人的分布与类型、托梦神授及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作者在亲赴藏区、蒙古族及土族地区采访过40余位艺人,撰写了其中的22位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间艺人的评传,为人们提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艺人说唱及史诗传播的活的资料。该专著对已知的百余位艺人进行了分类研究,论述了说唱艺人在史诗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其中的托梦神授现象、艺人记忆长篇史诗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源流》探讨了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发展与流变。该著作学术史部分论述了19世纪以来德国、英国、法国、芬兰、匈牙利、美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学者搜集、出版和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重要成就,系统分析了英雄史诗的起源,从原始英雄史诗的情节框架和人物结构出发,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规律,说明了蒙古语族英雄史诗的蕴藏、分布,探讨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分类、部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等问题。这部专著涉及蒙古族中小型英雄史诗113种,是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研究中涉及作品最多的一部著作;史诗的起源是国际史诗学领域的尖端问题,作者对于蒙古史诗生成条件、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尤其对于蒙古史诗源流的探讨,颇有新见;作者提出蒙古史诗由婚姻型史诗、征战型史诗、家庭斗争型史诗三类史诗题材组合构成,自成一说,对于蒙古史诗及我国英雄史诗的研究有理论借鉴意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探讨了史诗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广泛参照了国际上史诗学晚近的理论成果,针对蒙古语诗歌在语音、韵式、句法方面的独特性质,设计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和检测手段。对于蒙古史诗诗学,提出理论上的总结: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该书虽然作者仅就一个文本进行诗学分析,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是在作者关于史诗研究的宏观把握之下进行的,并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其价值也就不再限于关于个别史诗文本的范围,而是直接延伸到关于蒙古史诗和中国史诗的整体研究,甚至延伸到关于中国口承文学和口承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活态史“口述特性”的把握,对于史诗文本基本类型与属性的分析,对于"表演中的创作"的阐释,对于"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所有环节"的表述,精当而有创见。突破了现有史诗研究格局,拓展了史诗诗学研究的新领域。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地区。卡尔梅克语是蒙古语的一种特殊方言,有自己的文字,而且遗存大量古蒙古语词汇,与我国通行的蒙古语及蒙古文有较大差距。《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是专门为研究《江格尔》的国内学术界提供的一部集学术资料、学术著作、工具书特征于一身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全书由《江格尔》文本转写、校勘、注释,《江格尔》乐谱和词汇诠释四部分组成。全书汇集了在俄罗斯先后出版和发表的卡尔梅克文《江格尔》长诗31部,共36,000行诗,将其撰写成通用蒙古文,同时还进行了校勘,并写出2,600多条注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汇集、转写、校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对今后国内外《江格尔》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格斯尔全书》的出版,为今后的《格斯(萨)尔》研究,尤其对口承《格斯(萨)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整理版本。该书第一卷由长篇学术导论、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影印原刊、蒙古文校勘注释和拉丁字转写等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值得借鉴和推崇的成绩:一是整理和注释者在书的校勘注释中体现了民族古籍和文献整理的多重标准理念和学术思维;二是撰写的学术导论比较系统地概述了《格斯尔》各种书面版本和口头文本的流传与传承以及错综复杂的源流关系,论述了《格斯(萨)尔》学的学术史和问题,阐明了编者对《格斯(萨)尔》学研究的全面把握和对《格斯(萨)尔》科学版本的学术意识。这种整合多学科的注释方法也是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中值得吸取和借鉴的。该书第二卷于2003年9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学术导论、评介艺人金巴扎木苏、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格斯尔》、蒙古文注释、《格斯尔》演唱曲谱等五个部分组成。对艺人金巴扎木苏的发现,被学界誉为“重大发现”,他所演唱的《格斯尔》是我院民族文学所学者于近年集中抢救整理的大部头史诗作品,长度为迄今所发现的单一艺人演唱的《格斯尔》史诗之最。《格斯尔全书》第二卷就是对该艺人演唱的全部《格斯尔》史诗文本的整理结集与评介注释。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重要学说;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K. Reichl)、海西西(Walther Heissig)、哈图(Otto Harrassowitz)、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朵夫(S. J. Nyekljudov)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 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中国的史诗与史诗传统

  在中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大量研究表明,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性上。南方各民族史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中,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迁徒史诗,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多有论述。由此可知,就史诗这一文类的界定来说,目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

  史诗《格萨尔》起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它继承了古老的说唱故事、谜语或占卜的传统,具有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本教色彩。史诗大约形成于11世纪。青藏高原传统的牧区,自古以来是艺人辈出的地方。西藏的那曲、阿里、昌都;青海的果洛、玉树、海南;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阿坝以及云南的迪庆,这些地区分散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带。这些地区正是史诗广泛流传的地域,同时也是操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人们生活的地区;这里又是藏人赴拉萨朝佛、朝圣的必经之地,也是藏人与内地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区,人口具有流动性。除了藏族以外史诗流传于中国的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地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史诗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流传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在史诗传唱的过程中,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加强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和不同族群中间,说唱艺人们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故事,英雄的形象和主题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史诗《格萨尔》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重新开掘,土族《格萨尔》史诗被陆续记录和整理,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晚近的《格萨尔》研究主要集中在史诗文本类型和结构、史诗艺人及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史诗的传承和流布、史诗的历史文化内涵、史诗学科建设等方面。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和传承类型的形成,与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是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对于史诗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史意义的探讨始终是史诗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习惯于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或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或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史诗的历史原型问题,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交流梳理史诗的历史发展脉络。《格萨尔》史诗研究已经进入大学的学术建制之中,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格萨尔》研究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 国外《格萨尔》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俄、法、德、印、蒙等国相继出版了许多译本, 出现了石泰安(法) 、胡默尔(德) 、海西西(德) 、白歌乐〔蒙〕、达木丁苏伦(蒙) 、中根千枝〔日〕等一批著名“格萨尔”研究家。

  《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内容涉及该史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问题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流传和变异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当代接受和传承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化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本研究。自1802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至今,《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

  柯尔克孜族的口头传统包括韵文形式的英雄史诗、部落系谱、古老的仪式歌、哭悼歌、情歌、生活歌、儿歌、谚语和散文形式的神话、传说、故事、谜语、笑话等。其中,《玛纳斯》史诗的表演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它是柯尔克孜族口头文学传统中最古老最经典的部分。《玛纳斯》史诗讲述的是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内容的传奇故事,赞颂的是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史诗虽然在民间传承了近10个世纪,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由俄国哈萨克军官乔坎˙瓦里汗诺夫(C.Valikhanov) 和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V.V. Radlov)从民间歌手口中第一次记录下它的文本。从那以后,《玛纳斯》史诗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学者和读者所认识,并发展成为当前这样的国际性学科。到目前为止,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搜集到的《玛纳斯》史诗的各类唱本有150多个。史诗的创作者、口头传承者都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玛纳斯奇。在当代玛纳斯奇中,出生于我国新疆阿合奇县哈拉不拉克乡米尔开其村、被国内外学者尊称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的居素普·玛玛依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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