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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体性民族志,保罗拉比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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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体性民族志,保罗拉比诺和

摘 要:人类学对民族志范式的求索始于学科诞生之日。民族志范式,如哲学之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为一体,难以泾渭。人类学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以学科史上几个阶段的讨论观之,科学/艺术、客观/主观、实证/阐释、客位/主位等二元对峙的阴影一路伴随;今日身体介体似有超越,值得深究。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为文化体性的根本。中国民族志本土化讨论已有时日,仍步西方范式后尘,只在表象上求解,未达脉理之本。本文从中国本位体察,以王、参、品为关键词,以体性之于民族志关系进行讨论。

人类学对民族志范式的求索始于学科诞生之日。民族志范式,如哲学之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为一体,难以泾渭。人类学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以学科史上几个阶段的讨论观之,"科学/艺术"、"客观/主观"、"实证/阐释"、"客位/主位"等二元对峙的阴影一路伴随;今日"身体一介体"似有超越,值得深究。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为文化体性的根本。中国民族志"本土化"讨论已有时日,仍步"西方范式"后尘,只在"表象"上求解,未达"脉理"之本。本文从中国本位体察,以"王"、"参"、"品"为关键词,以体性之于民族志关系进行讨论。

  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人类学是最富反思性的学科。而在人类学家中,保罗•拉比诺又是相当另类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氛围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人类学得以对自我的学科根基,即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来确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以及田野调查进行反思。在这一思潮中,保罗•拉比诺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如何寻找新的进路,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以拉比诺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为线索,探讨反思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及反思之后的进路。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体性;王;参;品

民族志;文化体性;王;参;品;

  保罗•拉比诺1944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犹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纪末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孩提时代由于美国南方恶劣的政治环境(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其随母亲前往纽约生活。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诺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00%无宗教信仰、100%犹太人,与过去决裂,扎根纽约(2008年接受采访)。拉比诺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导向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种内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极度虚伪的(hypocritical)。拉比诺成为人类学家,并在实践中从多角度寻找人类学家的认同,这和他与主流美国社会的疏离(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2](23)拉比诺196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聆听了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讲座,韦伯(Max Weber)以来的反实证社会学传统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埋下了种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格尔茨、施耐德等多位人类学名家,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构建了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这是英美式的学院生活无法比拟的。法国时期的经历对拉比诺人类学视角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关注点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为随后与福柯哲学思想结缘,并成为欧美学术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彭兆荣,厦门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高级论坛(AFA)副主席。

摘要:人类学对民族志范式的求索始于学科诞生之日。民族志范式,如哲学之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为一体,难以泾渭。人类学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以学科史上几个阶段的讨论观之,"科学/艺术"、"客观/主观"、"实证/阐释"、"客位/主位"等二元对峙的阴影一路伴随;今日"身体一介体"似有超越,值得深究。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为文化体性的根本。中国民族志"本土化"讨论已有时日,仍步"西方范式"后尘,只在"表象"上求解,未达"脉理"之本。本文从中国本位体察,以"王"、"参"、"品"为关键词,以体性之于民族志关系进行讨论。

  拉比诺对人类学的关注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早年师从格尔茨研究解释人类学,并与当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潮流相结合,对人类学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其次是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并借助福柯思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生物科技相关的实验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来关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试图设计一种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体性;王;参;品;

  一、从摩洛哥到实验室:田野与反思

  

永利皇宫 1

  西方人类学20世纪初由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强调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科学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现描述对象时的权威。二战以后,传统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动摇了人类学固有的学术根基,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人类学的认识从单纯的学术活动,变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力图摆脱笼罩在学科之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影。

一、引言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看做是这场反思的重要推动力。拉比诺在这本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将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为民族志描述对象,坦诚地展示了自身作为人类学家的活动细节,力图挖掘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及权力关系。作为格尔茨的关门弟子,拉比诺首先肯定了解释学的方法,参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释学(hermeneutics)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时强调,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主义者的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它自身。[4](25)拉比诺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着重描述运动性。他认为,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而不是其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以此来强调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一方与被调查一方的互动关系。这一论点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要么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获取的知识的客观性毫不怀疑,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获取知识的途径绝口不提。事实上,人类学家只有处理好他性(otherness)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对的开放与客观,才能与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报道人建立友谊。布迪厄为《反思》一书撰写了跋,并强调了其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i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到登记工具所依赖的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标志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决裂。[4](155)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下简称《写文化》)出版,引发了学界的深入反思。该书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指出:通过关于现实和认识主体的表征检验的知识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这种普遍性的知识就是科学。

  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尔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性格及学术旨趣的差异,拉比诺并没有从格尔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在《反思》一书成稿时,格尔茨甚至劝他不要出版,以免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拉比诺承认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难性,并不否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仅在其完成博士论文后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写就。拉比诺写作的初衷部分是受《忧郁的热带》启发,该书将他带进了人类学的世界,并使他对知觉(perception)概念及人类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对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困惑及孤独感深有感触;另外,该书是他对长久以来从事学术工作萦绕在心头几个问题的思索: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何种知识?人类学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是什么?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将会进入什么维度?这些问题将成为拉比诺终生所探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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