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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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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

原标题: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进程

5月23日,辽宁省文化厅向社会公示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6项曲艺项目中,营口市报送的“营口评书”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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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辽宁省文化厅获悉,此次公示的“营口评书”,实际上就是营口市报送的“袁派评书”,其代表人物是我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这是继2006年鞍山评书(以刘兰芳和单田芳为代表)、本溪评书、陈派评书(以锦州市已故陈青远为代表)进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有可能成为第四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书项目。

文 刘岩

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评书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非常有益。然而,本报记者在近期的调查采访中发现,与其音像制品市场火暴的表相截然不同的是,评书在演出市场江河日下,后继乏人更令这项曾风靡大江南北的艺术形式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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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音像制品受欢迎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

日前,记者在沈阳北方图书城采访时看到,在其音像部最显眼的位置,专设了一个评书摊区,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等名家的评书音像制品,集中展示给读者。与此同时,全国数百家电台也都拿出大段时间播放评书,有的出租车司机从清晨一直听到傍晚交班,乘客在途中也能共享评书带来的乐趣。

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评书在辽宁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等在全国响当当的著名评书演员,皆是从辽宁走向全国。如袁阔成先生曾在辽宁省营口市工作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1963年播讲的评书《许云峰赴宴》在全国轰动一时,以《肖飞买药》为代表的新评书,也是他在营口期间播讲的。

2015年3月,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辞世,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普遍使用了“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将他与三位后辈说书人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相提并论。一些“资深”评书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除袁先生之外的另外三位都不属于“正宗的评书门”,而是出自唱大鼓书的门户,靠说广播和电视评书成名,将他们与袁阔成并称“评书四大家”,既无法凸显正统评书的“阔”字辈泰斗的资历与造诣,也对没能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同等影响力的其他“评书艺术家”不公。 但“评书四大家”一说其实由来已久,其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评书四大家”——“南袁北田,西远中兰”,即营口袁阔成、本溪田连元、锦州陈青远(唱东北大鼓出身的评书演员,1988年去世)和鞍山刘兰芳。2008年,“北京评书”以辽宁省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和北京市宣武区为申报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刘兰芳和单田芳(鞍山)、田连元(本溪)、连丽如(北京)四人被文化部公布为这一“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对照上述三组四人名单,“辽宁评书”几乎成了“评书”或“北京评书”(两个经常混用的能指)的所指,而在其代表艺人的构成中,鼓书门(而非所谓“正宗评书门”)传人占有绝对优势。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刚过而立之年的沈阳市民李维,在沈阳北方图书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小时候就是袁阔成先生的评书迷,当时是通过电台收听《三国演义》的,每天一回,结束前都是最精彩的部分,这时就会感觉非常惋惜,生怕第二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连续不上。如今看到袁阔成播讲《三国演义》的电子版,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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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接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刘秀传》和袁阔成的《三国演义》,使无数评书迷如醉如痴。但目前新生代评书演员太少了,除了几大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外,自己对评书界的新面孔鲜有所闻,更不知道他们能否播讲可能像袁阔成先生《三国演义》一样的传世之作。

袁阔成(1929-2015 ),辽宁营口人

●后继乏人 发展受制约

“评书四大家”已有两位出版了自传,即同在2011年问世的《田连元自传》(新华出版社)和《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如田连元在书中自述,“每个人都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会给你一个活动范围和可操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出浑身解数,拼搏进取,这就是你的命运”,“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运”,说书人的自传因此可以看作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的当代中国史。田连元与单田芳的回忆及叙述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平淡,在自序中自嘲,这本自传的“卖点”恰恰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人生却没有意思”;后者突出传奇,开篇即借他人之口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正因为两位说书人有各自的特殊经历,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当他们的自传发生重合或互文的时候,个人传奇才更显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与平常,寻常人生细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才更耐人寻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李维一样忧心评书艺术后继无人的评书迷还有很多。已是小学四年级孩子母亲的安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3月下旬开始,我们一家3口人的晚饭时间都是在听袁阔成先生的评书《三国演义》中度过的。通过听评书学历史,眼睛又不疲劳,孩子非常高兴。”但是,安女士认为,音像市场销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和武侠内容的评书,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缺少新时期的作品,更缺少新生代的演员,播讲风格过于单调,这令评书爱好者感到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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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大家田连元先生也曾坦言:“现在评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评书演员要有知识、有相貌、有灵气、有口才。如今是具备条件的不想干,不具备条件的学不了。”

《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曾经培养过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和单田芳的鞍山市曲艺团,如今已经没有新生代的评书演员了,评书节目更是早已淡出了曲艺团的节目单。本溪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的有关同志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了解该市是否还有专业评书演员。营口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有关同志也告诉记者,虽然“营口评书”已被公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营口能够有一定份量的评书演员已经基本没有了,目前只有袁阔成先生的女儿仍活跃在评书界。与当年评书辉煌的鼎盛时期相比,如今评书的现状令人忧心。

两部自传的第一个形成互文的回忆主题是战争与逃难。1947年,六岁的田连元居住在四平——东北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攻坚战的战场;翌年,十四岁的单田芳经历了对平民而言更为残酷的长春围城。两位说书人一改说评书时的将帅英雄叙事,以亲历者的视角对战争中的平民生活做了格外生动的细节描述。单田芳这样回忆长春围城中的极端情境:公共厕所变成了抛尸场,老师在课堂上哭着向学生乞食,一位行人捡起路边的砖头啃了两口又扔在地上……与饿殍饥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围城中照常营业的饭馆,单田芳的父母买通了六十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准备冒充该军起义人员及家属混入解放军的接待站,出城前在饭馆答谢这位军官,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以黄金结账。长春也出现在田连元的战争记忆里,他随父母从四平逃到抚顺,“开始时一面袋子的金圆券能买回来半面袋的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买不到了,只能买豆饼、豆腐渣,这些原是喂马、喂猪的东西,如今却拿来喂人”。在此情形下,大人们担心“如果抚顺像长春那样被围困起来,久不进粮,大家只有等待饿死”,于是决定回关内老家:“饿死也要回老家饿死。”相对于今天知识界流行的对长春围城惨剧说书式的解释——单纯归咎于攻城方的“饿殍战术”或守城方的“杀民养军”,两位亲历战争的说书人的饥饿记忆反倒无法简单等同于评书和史传文学中常见的孤城绝粮,而是联系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春的人道悲剧不仅是特定军事策略造成的灾难,而且是国统区灾难性的战时经济的极端案例。单田芳和家人逃离长春城后,来到已经解放的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他用一条花旗布在县城市场换了十万五千元解放票,随手抽出两张千元票,出乎意料地买回了约十斤煎饼和一大包“都快拎不动了”的肉熟食,远远超过全家人饭量,于是又分给其他同行的逃难者。东北既是中国抗战胜利后最早经受内战摧残的区域,也最早获得了迅速恢复和重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基地。因此,尽管40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关内移民的回流,东北在1949年后很快又成为中国七大区域中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本溪市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也都向记者表示,作为管理群众艺术的事业单位,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单位还有评书演员,至于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评书演出,则更是很久以前的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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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新人是当务之急

田连元,

沈阳一家剧场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评书作为曲艺团的一项传统节目,如今在演出市场中已是江河日下,这与评书艺术缺乏后劲有直接关系。东北二人转也曾有过相同的境遇,后来在赵本山倡导绿色二人转的社会氛围下,培养新人,排练新节目,展示绝活儿,大批二人转演员丢弃“脏口”,才使得东北二人转重获新生。时下,沈阳有3家小有名气的二人转剧场,各大演艺场所也都将二人转作为一个重要节目穿插其中。评书演出市场如果想重振雄风,必须从基础抓起,在业界名人的带动下,利用评书表演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推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作品,传授新弟子,利用尽可能多的机会展示评书艺术,并最终推动评书艺术的发展。

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评书表演艺术家。

继往才能开来。相传,评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也有人认为,现代评书源于江南评话,由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传入北京,再向天津、辽宁等地拓展。无论评书艺术传承至今有几千年还是几百年的历史,也无论其在传承过程中遇有多么大的困难,目前仍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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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在第七条中规定:有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的资料和有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等内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具备的硬件。这是传承评书艺术的一个福音,评书艺术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爱护,评书艺术的传承,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倾力相助。

《田连元自传》

田连元入关后在天津读书和学艺,1959年赴济南说书,是年底,加入本溪曲艺团。而在此前四年,单田芳已从沈阳迁至鞍山,加入鞍山曲艺团。这两位同样出身曲艺世家的年轻说书人表面看来都很像是重走父辈的老路——从关内流动到关外,或从东北的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自清末起,评书艺人开始从北京向北方各地流动,“主要流动方向是天津、唐山、张家口、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以及东北的鞍山、鹤岗、本溪等工矿区”。生于天津的单田芳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东北各城市间来回迁移,他在自传中对此解释道:

过去有句话,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因为说书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茶社,一是书会的不那么多,有的一辈子就会说一部书;有的会说到三部书,在一个地方说完了你还说什么?所以必须流动到其他的地方去说书,重打鼓另开张;还有一点,无论是说书还是唱戏都讲究留个响腕儿,也就是说将来还有回来的可能,听众还惦记你,你还有饭吃,如果走了水穴(没有观众)将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还有一点,在演员说头一部书的时候竭尽所能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抖落出来了,时间长了难免重复,就不那么吸引人了,自己接不住自己难免得水,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是流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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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

田连元从天津到济南说书,原因与上述解释不尽相同,但仍属于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他重返东北,与父辈相比,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溪曲艺团到济南招演员,使他进入社会主义文艺单位的正式编制。单位制结束了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而大量关内曲艺演员落户东北工业城市,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单田芳这样叙述鞍山对他的吸引力:“一是鞍山是祖国的钢都,解放后百业兴旺,是块风水宝地;第二,鞍山的演员比较多,其中也不乏有名的演员,在这里有学习的条件,是除了沈阳之外的理想之地。”鞍山是东北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正如它的“百业兴旺”源自建设新中国“钢都”的需要,东北的城市文化生产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构工人阶级主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整体建设,因而也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组织化的特点。在加入曲艺团之前,田连元的正式表演实践只有两年,而单田芳虽已拜师学艺,却还未曾有过登台说书的经验,他们不仅是单位制吸纳的民间艺人,更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塑造和培养的现代评书演员,新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在单田芳对自己获得登台机会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到了鞍山之后,评书演员和大鼓演员很多,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既给了我广大的学习空间,也为我早日登台创造了好条件,我岂能错失良机?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赵玉峰老先生也极力推荐我。那时候要求登台的也不止我一个人,男女一共有几个人,为此曲艺团专门举行了一次测评考试,还请文化局艺术科的领导参加,如果考中了才有资格登台,否则就得继续学习。

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作为“广大的学习空间”,首先意味着过去流散于江湖的门户资源的整合。单田芳早年在沈阳生活时,最熟悉的演艺场所是城外北市场的茶社,在北市卖艺的都是他父母的同门说唱艺人,而在前清盛京城里还有另一派他不曾提及的说书人——更为“正宗”的北京评书艺人。沈阳“城里派”与“北市场派”长期对峙,其实质是正统评书门与西河鼓书门的对立。起源于河北农村的西河大鼓在清末传入东北,20世纪20年代之后,一些演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因为找不到弦师伴奏,开始只说不唱,由此形成西河评书,正统北京评书和西河评书的说书人在解放前相互排斥,以至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隔阂不仅存在于正统评书门和西河门之间,同一门户不同师承的艺人也因为各自为战的江湖漂泊而缺少深入的艺术交流。单田芳加入鞍山曲艺团后,慕名观摩西河鼓书“东派”宗师赵玉峰表演《明英烈》,却发现大名鼎鼎的“赵师爷”说得“内容松懈,十分口生”,以致无法吸引听众。原来说《明英烈》并非赵玉峰所长,但因为在鞍山定居日久(不像过去在各地流动卖艺),“所会的书都说过了”,必须要尝试自己陌生的和不擅长的书目。得知这一情况后,单田芳主动将作为家传“底活”的《明英烈》交流给赵玉峰,帮他改善了表演。值得玩味的是,赵玉峰与单田芳家颇有渊源,不仅论门户中的辈分是单田芳的师爷,而且还是其亲属关系上的舅爷,但直到进入单位,双方才有机会实现资源的交流与共享。相比较从孙辈那里得到一部《明英烈》,赵玉峰带给年轻演员的教益更多,单田芳和后来加入鞍山曲艺团的刘兰芳都直接受业于这位师爷,按照前者的学艺心得,“从手眼身法步,到故事情节设计、诗词歌赋”,赵玉峰对他的影响已超过了其“名正言顺”的业师李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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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鼓王赵玉峰

20世纪90年代,单田芳因播讲《白眉大侠》等“武侠”评书而名动海内,但据他自述,在50年代,相对于作为家传底活的袍带书,侠义或短打书恰是其短板,帮助单田芳化劣势为优势的,是他的西河门师兄杨田荣。如果说,以赵玉峰为中心,西河评/鼓书在鞍山曲艺团实现了门户内部的资源整合,那么,杨田荣的名字则意味着门户界限的彻底打破,他不仅是单田芳的传统短打书老师,更是全体鞍山评书演员的现代新书教师。在1962年全国性的“说新唱新”文艺潮流中,所有门派和师承的传统评书套路都不再适用,正如田连元所说,表演现代题材的评书“对说惯了传统书的老艺人们来说是一场革命”,而在辽宁引领这场革命的是袁阔成、杨田荣和陈青远三位“旗帜性的人物”。由于本溪曲艺团缺少这种评书革命的先行者,田连元的新书学习是在一个比单位更广大的体制空间中进行的,即全省范围的“说新唱新”曲艺会演和经验交流会。在田连元对这些会演和交流的回忆中,除了向前述“旗帜性的”新书名家学习和求教,叙述尤为细致生动的是中国曲协辽宁分会主席、老延安文艺干部王铁夫对他的一次指点,后者以亲身示范的四个表现“皓月当空”的大幅形体动作为譬喻向田连元阐述“艺术家”的概念,并为其详细开列了包括范文澜《中国通史》、艾思奇《大众哲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在内的各种艺术修养书目。近五十年后,田连元动情地写道:

他是给我做了一个人生设计,也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希望,这是一个老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一个文艺新兵的鼓励和鞭策,在我一生中还从没有第二个人能对我如此的关注和嘱托。在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辽宁省说新座谈会”上,……听说王铁夫同志已经去世,我大吃一惊,他对我的这一番谈话,竟成了对我的一篇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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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白眉大侠》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2年王铁夫主持的这次辽宁省“说新书,说好书”现场交流会上,田连元表演的并不是现代题材的“新书”,而传统题材的“好书”《隋唐演义》中的《三挡杨林》选段,评书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题材上的“厚今薄古”,而在于评书表演模式和说书人的艺术观、价值观的革新。70年代末之后,以刘兰芳《岳飞传》、袁阔成《三国演义》、田连元《杨家将》为代表,说传统故事重新成为评书表演的主流,但这种传统题材的“主流评书”既不是传统北京评书,也不是传统西河评书,而是观念和形式都经过深刻改造的现代评书。1985年,田连元在辽宁电视台录制《杨家将》,成为“电视评书第一人”和“立体评书”的代表,除了少年时代的武术功底,这次成功的实验显然得益于王铁夫所启示的综合艺术修养,特定历史条件更强化了这种本来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和修养——“文革”下放桓仁县期间,田连元一度改演京剧,随县样板戏学习班先后到沈阳和北京进行专业学习,后调入本溪歌舞团,“文革”结束后接连导演《江姐》、《小二黑结婚》等歌剧,为此刻苦自修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和理论。这些经历和修养使田连元的评书具有了传统评书难以企及的戏剧表演效果和综合视听表现力。1987年,长篇电视评书《杨家将》交流到北京电视台,使田连元享誉京城,与此同时,他大胆的艺术创新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批评者中不乏文学和曲艺研究名家,《田连元自传》全文照录了吴小如、吴晓铃两位学者的批评和他自己的回应文章,其中,针对吴晓铃把《杨家将》看作西河门绝活的观点,田连元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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